让我哭笑不得的患精神病同学

我有一位大学同学，毕业后一直有联系，但几乎都是他联系我。我不主动联系他的原因很简单：我不确定电话那一端的他是否正常。



大学时的他认真、有些执着、爱抬扛、热衷哲学。并无异常。直到毕业后的某天，他来电话神秘地告诉我，他的身份是“特工”，他“因执行特殊任务隐藏了很多年”。他要了我的车号，说备案后可不受任何限制的行驶。他庄严的不容质疑的语气差点儿使我信以为真，但旋即就被想笑不敢笑、想哭不敢哭的复杂心情刺激的如坐针毡。我意识到我的同学病了，而且是精神病。



过了一两年，他来电话坦言自己患过精神病，但现在好了，并打算写本书，书名叫《穿越生命的历程》。我向他表示祝贺，并鼓励他将经历写出来。



又过了一两年，他来电话，又变得不着边际。我嘴上敷衍，心里叹息。很显然，他复发了。



最近几天，他频繁来电，内容时而真切，时而虚无。我不是精神科大夫，无从判别他的状况。但从他全天候的来电时间看，他应该仍在病中。十余年的时间里，他的病情反反复复，这期间我也曾试图联系他的家人，试图为他找北京的大夫，阴差阳错，均无果而终。



在中国，像我同学这样的人士有多少？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，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。这个数字是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四个省超过1亿人样本的调查结果，并发表在世界著名医学刊物《柳叶刀》上。但遗憾的是我国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，就诊率更低。



该数据发布后，很多人表示不相信。误会出在“各类”这两个字上。精神疾病不单指我们较为熟知的精神分裂症、情感障碍，还包括应激障碍、行为障碍、睡眠障碍等等，像创伤后应激障碍、焦虑症、强迫症、抑郁症、网瘾、酒精依赖什么的都在此列。需要注意的是有不少人常将神经病与心理疾病特别是精神病划等号，习惯用嘲笑的口吻说某某：你神经病啊。这其实是个误区，神经病和精神病是不一码事，精神病属于心理疾病范畴，而神经病则属于器质性病理范畴。



在现代社会，精神疾病尽管已能得到科学治疗，但在社群生活里这依然是种不易察觉、不为人正视的疾患。若干年前，我曾供职的原单位，有一位行为、语言都很特别的“怪人”，常与同事话不投机，别人向左他偏右，总是特立独行，同事们有集体活动都不爱带他。因为他的种种“冒犯”和“不懂事”，他常常成为被讥讽和挖苦的对象。



某日上午，他在单位碰见一同事，神秘兮兮将他叫到身边附耳说了句脏话便扬长而去，这位同事随即还了一嘴，因为了解他的状况，倒也并未深究。未想到中午时分，家属楼传来消息：“怪同事”跳楼自杀了！而目睹他自杀并求援的竟然是他五岁的孩子。震惊的同事们开始七嘴八舌拼凑关于他的一切记忆，达成共识的只有一条：逝去的同事是一个有严重精神疾患的人。后来的警方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但长期以来，他只是同事和熟人眼中“不合群的怪人”，因为他的“怪”和“难以接触”，很少有人探究他、帮助他，直至悲剧发生。



如果专业机构能多普及一些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的知识；如果每个人都能了解一些精神疾病的常识；如果我们都能善待身边的所谓“怪人”、“不合群的人”。上述悲剧也许是可以避免的。当然，最关键的还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精神病患的救助、管理机制。



　 “在社会转型期，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，例如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，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，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，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，种种因素造成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。”　　



“当前，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基数庞大，但防治体系薄弱，专业机构及人员严重匮乏。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5年的统计，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位精神科医师。”



“其次，我国精神卫生法规不健全。这影响了对精神疾患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，包括治疗、求医、就业、救济以及不受歧视等。因此迫切需要立法。种种事实表明，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。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，一旦救治不及时和看管不严，很可能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。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。”



我的同学仍在病中，但他会上网，会打电话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我不确定他是否能看到这篇文章、以及看后的反应，不奢望他能理解我这个老同学的同情和担心，只盼着千里之外的他能真正“穿越生命的历程”，回到我们中间，回到澄澈清明、再次出发的人生起点。